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张欣 北京报道
一个家庭以账簿记录收支，一个国家亦有一本反映经济家底的 “大账本”。当居民存款大量沉淀、企业间 “三角债” 高企、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攀升，这本名为 “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 的 “大账本”，正成为盘活经济存量的关键所在。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这标志着“国家资产负债表”正式演进为“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
从17 世纪英国用 “政治算术” 争夺殖民霸权，到中国用 “国家大账本” 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这份报表的演变史，就是一部大国治理能力的升级史。那么，为何要在此时酝酿编制这样一本账本？这份报表能否突破GDP指标的局限性，唤醒沉睡的居民存款，甚至解开企业 “三角债” 死结、缓解地方债务压力？在经济从 “增量” 转向 “存量” 的关键节点，这本 “账本” 将如何改写宏观经济治理逻辑？
从“政治算术”到“国家大账本”
追根溯源，国家资产负债表在发展历程中不断演变，最初作为服务于大国竞争博弈的工具，随后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给出了相对通俗易懂的阐释：“国家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国家的大账本，它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资产、负债的总量及结构，也是分析经济、识别和防范风险、稳定金融的重要方法。”
事实上，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诞生，与大国间的博弈和激烈竞争紧密交织。17 世纪末，正值第三次英荷战争时期，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 配第（以下简称 “配第”）为激励英国在海外市场拓展及殖民地争夺中取得霸权，撰写了《政治算术》。
在《政治算术》中，配第运用算术方法，详细列举英、荷、法三国的经济数据，通过对比论证，指出荷兰与法国在经济层面存在不如英国之处，进而鼓吹英国具备取代荷、法两国成为世界贸易霸主的实力。不仅如此，配第在另一著作《赋税论》里主张英国资产阶级应着力发展本国产业，积极争夺国外市场，以此获取金、银、珠宝等财富，从而夯实英国的统治根基。
如今，国家资产负债表早已超越了其最初服务于大国竞争的使命，已成为衡量国家“坚实物质基础”的重要标尺，在推动现代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从国际形势看，1997 年拉美和亚洲地区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动荡，2010 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一系列危机促使国际社会反思。在此背景下，利用资产负债表强化经济分析、防范风险、稳定金融的思路兴起。依据《国民账户体系 2008》，美、德、英等发达国家相继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将其功能从传统统计核算拓展到宏观经济分析与管理范畴。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起步虽晚，但进展迅速。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大核算改革，其中之一便是“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 ，旨在摸清国家 “家底”，完善国民经济状况分析。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方案》，从顶层设计层面为编制工作提供了系统性规划。自2018 年起，国家统计局持续编制年度全国资产负债表。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我国对经济存量管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这一举措标志着“国家资产负债表”正式演进为“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
何为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中对此给出了官方定义：“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间点上拥有的资产、负债总量及结构的统计表，包括政府、住户、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等各部门机构所拥有的资产与负债的规模和结构。”简言之，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可以衡量一国多年经济增长所形成的财富积累，用以从存量视角分析国家经济的变化趋势和健康状况。
张晓晶指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这是基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所作出的战略部署。当下鼎信天下，中国正处于一个对存量管理需求更为迫切的阶段，在此背景下，统筹协调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便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治理创新的一个重要维度。
双重效能：既“摸清家底”，又预警风险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从 “增量赶超” 转向 “存量优化” ，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作为这一转型的核心工具，不仅能够摸清家底，还能让隐藏在复杂经济关系中的真实问题浮出水面，为宏观政策与经济规划制定提供精准信息，大幅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精准性与有效性，保障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正如张晓晶在近期召开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的重要意义、难点问题和机制创新研究”开题会上所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净财富增长迅猛，复合年均增长率超越名义 GDP，政府部门财富占全社会净财富比重接近四成，远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区间（- 5%～5%），这不仅彰显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为应对外部冲击积累了雄厚的“家底”。得益于过去较低的消费率和较高的储蓄率，包括特定时期的强制储蓄，我国社会财富积累迅速。如今，这些积累起来的财富正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通过综合采访了解到，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具有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关键方面。
其一，“摸清家底”。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通过记录不同时期的经济活动，清晰展现出国家在特定阶段内财富的增减变化。无论是政府部门的财政收支，企业的营收与资金往来，又或是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支出等各部门收支往来，都能在这张表上得以呈现，国家经济的“流水账”一目了然。
其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可用于开展存量分析，即重点关注潜在风险的观测。在某一特定时间点，深入分析各类资产与负债的构成情况以及彼此的匹配关系，从而洞察经济、金融、财政、社会等诸多领域潜藏的风险点。例如，判断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其对应资产收益是否平衡，识别企业应收账款过高可能引发的资金链断裂隐患等。
“若我们连国家基本的资产和负债都无法明晰，便难以称其真正成熟。”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我国目前已步入“摸清家底”的关键时期，依据罗斯托的增长阶段理论，经济发展终将迈向“大众高消费”阶段，在此之前还有“走向成熟”阶段。他认为，当前迫切需要推动资产负债表制度的完善。唯有制度健全，才能够有效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诸如如何借助资产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以及怎样支持居民消费、消除其后顾之忧等。
对于“摸清家底”的意义，樊纲进一步阐释为三大要点。其一，彰显宏观经济管理能力。我国持有大量国有资产，这是宏观管理的关键抓手。以“国资入市”为例，国有资产购入股票，本质上是运用国家财富实施宏观管理。1991 年日本经济遭遇困境时，因缺乏大规模国有资产，只能依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对我国而言，当下关键在于高效运用这笔财富。
其二，关乎社会平等。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多次强调，财富不平等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根源，而中国因国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50%，有可能避免极端的不平等出现。帕累托的“二八定律”（记者注：该法则认为，原因和结果、投入和产出、努力和报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无法解释的不平衡）也表明，财富天然向少数人聚集。我国国家掌握着大量财富，完全有能力借助这部分资产平衡收入分配，比如用国有资产为社保注资，或扶持低收入群体，合理运用国有资产有望避免贫富差距扩大。
其三，关联资本效率提升。目前我国存在不少国有资产闲置或处于低效率状态，若能盘活这些资源，将产生可观经济效益。在评估地方政府负债时，不能仅看账面上的欠款，还需考量相应的公共资产及潜在收益，美国、英国等国在经历地方债务危机后，通过调整地方与中央的财权事权，构建起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
长期来看，“摸清家底”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及市场参与者分析经济、识别和防范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国家资产负债表是‘透视镜’与‘望远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蔡之兵称，传统 GDP 体系仅能进行流量分析，反映一定时期经济活动增减，无法体现连续时期经济变化。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不仅能实现流量分析，还可开展存量分析，为宏观经济治理提供连续、大样本决策依据，在防范经济、金融、财政、社会等潜在风险方面优势显著，助力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以化解地方债风险来看，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马光荣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表示，我国政府债务形成庞大资产，但资产回报率普遍偏低。化解债务风险需提升资产端收益，通过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增量投资配置，推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转型。负债端应调整债务结构，降低利率与延长期限：当前城投债利率偏高且期限错配严重，需通过债务置换、扩大显性举债、增加国债规模等方式降成本。他呼吁完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强化信息披露，为市场化发债提供基础，通过资产收益提升与债务管理优化确保财政可持续性。
构建超越GDP的宏观经济分析新视角
在传统宏观经济分析体系中，GDP长期占据核心地位，被视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首要指标。它能够直观反映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为经济增长速度、规模等方面提供量化依据。然而，随着经济结构日益复杂以及发展理念的转变，GDP 指标的局限性愈发明显。它侧重于流量统计，仅呈现经济活动的 “产出”，却难以全面展现经济体系中的存量资产与负债状况，对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揭示不足。例如，GDP无法衡量增长的质量，忽略了负外部性问题等。
在此背景下，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性凸显，成为构建超越GDP新视角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传统单纯依据国债占GDP的比例来衡量负债水平的方式存在明显缺陷，未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债务风险状况。特别是像中国这类拥有大量国有资产的国家，更需要关注“分母”——GDP的具体构成，这对准确评估债务风险起着关键作用。
换言之，单纯依靠GDP评判债务风险存在局限性，因其未将资产端因素纳入考量，易产生偏差。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能够全面展现资产与负债的整体状况，为精准评估债务风险筑牢根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传统宏观经济分析未系统运用资产负债表，尽管产出诸多高水平成果，但存在“存量分析缺失” 的根本缺陷。编制与研究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能够弥补这一短板，构建起完整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并形成理论闭环，对提升宏观经济研究的系统性具有重大价值。
刘世锦进一步提出，通过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可清晰呈现社会财富在居民、企业、政府间的配置关系，深入剖析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及企业“储蓄-投资”关系，进而明晰 “收入-消费-储蓄” 的内在关联，为扩大消费政策制定提供精准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可基于该表构建“超越GDP（Beyond GDP）”的新指标，从而更加全面客观地衡量经济发展成果。新指标有望融合经济增长的质量、财富分配的均衡性、资产负债的健康度等多维度信息，为政策制定者、投资者、研究者等各方提供更为综合、精准的经济发展评估依据，引导经济朝着高质量、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荆棘之路：编制挑战与未来探索
在经济数字化转型加速的当下，新型资产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这为科学评估宏观政策空间既带来了全新挑战，也创造了诸多机遇。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作为关键的分析工具，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愈发凸显。
樊纲指出，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以比特币（需明确其资产属性而非货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及更广泛的数字资产，需纳入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专题研究范畴。他强调：“厘清此类新型资产对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及宏观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传导机制，是把握数字经济时代资产结构变化的核心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专家还指出了编制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面临的诸多挑战。
樊纲提到，实现精准编制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离不开全面、真实的统计数据以及对数字间对应关系的厘清，这需要国家统计局和央行等关键部门的大力支持。而且在进行国际对比时，汇率与通胀波动致使跨国财富数据缺乏可比性，尤其是长期历史数据的统计换算难度极大，迫切需要探索更为精准的国际对标方法。
张晓晶坦言，编制工作存在两大难题。一是在资产负债范围的界定与估价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例如太空资产、数据资产，以及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资产、代币化资产、稳定币等数字资产，它们是否应纳入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若纳入又该如何操作，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二是在机制创新层面，面临着存量指标与流量指标衔接不畅、风险预警指标设计缺乏科学性，以及多部门在数据共享与政策协调方面合作困难等挑战。
余永定称，社会净财富的科学核算意义重大，既能够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合理性提供支撑，又可用于研判国家长期发展潜力。不过，净财富核算在理论与技术上困难重重，例如如何准确界定和计量非生产性资产、评估土地与自然资源价值、进行海外金融资产估值等问题，都需要厘清概念、分门别类，进而建立稳定的核算框架。例如 ，建立类似购买力平价等方式可以保持相对稳定，消除短期波动的社会净财富或国家资产指数。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则提示，应紧跟 SNA（国民账户体系）2025 国际标准更新的步伐，重点研究数据资产、自然资源等纳入核算体系的技术路径，以此确保我国资产负债表编制能够与全球框架顺利接轨。
不可否认鼎信天下，编制 “国家大账本” 面临数据整合、资产估值等现实挑战，但这正是破解存量困局的必经之路。只有算明白这本国民经济账，才能让存量家底清晰可辨，让风险隐患无所遁形。当 “账本思维” 融入宏观治理，中国经济才能在 “摸清家底” 的基础上轻装上阵，在存量时代找到破局的精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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